学者匿名评书

熊德基先生出生于江西南昌，1939年入西南联大史地系，师从陈寅恪等名家。1942年在著名史学家向达先生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南诏之种族与宗教》。此后相继受聘于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1957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历史所合并之后，熊先生一直担任副所长，直至1987年11月病逝。

熊先生一生发表大量的论文，其研究范围上起秦汉下至明清，而以魏晋隋唐为主。此次中华书局将熊先生的文章裒集为《六朝史考实》，共收入论文十四篇，多是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文章，但又不限于此。其中，有三篇文章是关于明清的。所收关于魏晋南北朝的诸篇文章考察的均是这段历史上的关键问题，探赜发覆，胜见迭出。《〈太平经〉的作者和思想及其与黄巾军和天师道的关系》一文力辟旧说，持论严谨而见解高明。又如《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及其相关诸问题》这篇鸿文的考察对象则纵贯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两千年，很展示了熊先生功力之深厚与眼光之独到。虽然出于建国后传统的史学指导思想，但其分析与论断在今天看来，不仅不失其有效性，甚至还是相当“现代”的。

本书是从体制（Institution）的角度出发对唐代教育进行考察，仅就此而言便很可见作者的高明之处。书中，作者对唐代教育指导思想、教育体制的完善、官学的管理、私学的状况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作者认为，唐代在尊崇儒家的指导思想下完成了教育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结合，其选举制度实现了养士与取士的结合。作者通过对地方教育和私学的考察后提出，唐代统治者理顺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把两者都纳入了国家的教育体制之中。这一点对人们认识唐代社会无疑颇具价值。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运用了一定的数学统计手段对唐代宰相、侍郎与科举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唐以后科举入仕已成为士人从政最主要的途径。从作者运用的工具而言，显然较以前一些学者使用的简单计算要进步。这无疑是古代史研究走出画地为牢困境的一个好苗头。然而，这里还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尽管数据的统计能让人心里觉得踏实，但由于材料的局限，对数据似乎只应借助，而不能过分地依赖。学者们经常不期而遇的一种尴尬是，当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作了浩繁的资料整理之后得出一点结论，才发现那是前辈的学人早已轻松地一语道破的旧知识而已，于是诸多的心力竟成了他人的注脚。至此，不由得想起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的甘苦之论：只有神游冥想，对之有总体而深入的体察，才能对历史有真了解。这或许是令人们经常不胜惊叹的世纪初的一代学人们往往能一言中的，高出一筹的缘由吧。

对于《焦氏易林》一书，虽然古人如杨慎、钟惺等人选录、品评过其中的篇章，闻一多甚至还把它与《国风》、乐府并列而选成《易林琼枝》，作为其文学史讲稿的组成部分，钱钟书先生也在其《管锥编》里也将它与《诗经》并称为四言诗之“矩?”，凡斯种种本皆当为研究文学史者所不可不注意之成果。然各种文学史著皆对其不置一词，其潜在意识正是“但以占卜书视之”，并不将它系于诗歌之列，遑论考察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

本书作者对周易与中国文学之关系有深厚研究，已出版专著《周易与中国文学》，本栏曾有介绍。此书乃其姊妹篇，正因有前面之研究作扎实基础，故能以独到之眼光揭示《焦氏易林》在文学史上之重要地位。其略曰，《易林》不仅是一部发明易卦之四言体占卜之书，且是汉代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之四言诗集。其艺术上之独特成就，既在诗歌史上开“立象思维”之先觉，亦有早于唐人之创造性的“尚意兴”特点，尤其在诗体之演变上，既属汉代四言诗之大观，又向五言诗输入现实活力，实是古代诗歌发展史不不可缺或之重要环节。凡此皆《易林》作为诗而非卜辞所具诗史意义中之大者，而作者更揭示出它还是体现《易》与中国文学之关系最早最清楚之标本，适足以佐证《周易与中国文学》中相关论述。此书又系对《易林》作全面研究之著作，尤其力辩胡适、余嘉锡等否认其著者非焦延寿之说，通过综合考察汉代社会情况及书中之辞，确认为焦氏所作。焦氏遂为中国第一位现实主义诗人，积极入世又“既明且哲”，能突破儒家“温柔敦厚”之诗教，以卜辞形式反映社会底层的人生百相，是有时代特征的个性化抒情诗，亦是中国哲理诗之渊薮、寓言诗之始兴。书中无论或论或辩，均能予人以逼人锐气，盖作者于此有独造，故气盛言宜耳。